十八岁，我考上了离家一千多公里外的一所大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整个县城都轰动了，我是那年唯一一个考上一本的女学生。

我第一个想分享这个喜讯的人，就是“远方先生”。

我在信里用尽了所有雀跃的词语，向他描述着我的喜悦和对大学生活的憧憬。

很快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。

信里夹着两百块钱。钱是崭新的，被抚平得没有一丝褶皱。

信上写着：“好孩子，真为你骄傲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给自己买身新衣服。到了大学，要好好学习，别苦了自己。”

我捏着那两百块钱，眼眶瞬间就热了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两百块钱，对于一个在工地上打零工的男人来说，几乎是半个月的收入。
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，他正在院子里劈柴。

夏日的阳光很毒，他赤着膊，汗水顺着他沟壑纵横的后背往下淌。

他听到我的话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手里的斧子在空中顿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一下一下地，机械地劈着。

我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，和那半头的白发，心里涌起的不是感动，而是愈发强烈的厌烦。

你看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我的喜悦，他永远不懂，他甚至连一句恭喜都吝于说出口。

他永远，都比不上那个素未谋面的“远方先生”。

临走前一天，我找他要路费和学费。

他没说话，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。打开来，里面是攒了很久的，一沓沓零碎的票子，有十块的，五块的，还有很多一块两块的。钱上都带着一股汗味和烟草味。

“省着点花。”他把钱塞到我手里，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就转过身去，继续拾掇院子里的柴火。

我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。

我以为，我终于可以逃离那个压抑的家，逃离那个沉默的父亲，去开始我崭新的人生。

大学四年，我和“远方先生”的信从未断过。

他成了我精神上的父亲，是我所有喜怒哀乐的分享者。